当然，其他许多价值观，包括基督教和自由主义，过去也都是大男子主义传统。

故人道之教，实从神教而更进焉。修身属于道德领域，与宪法的性质不合，而且国民教育是强迫教育，如果将孔子之道列入宪法，那么别的宗教信徒的信仰就会被视为非法。

一、康有为推行儒家宗教化的努力及其失败梁启超曾做过这样一个判断，即康有为将作为宗教家而被人记住。康有为考虑到再鼓吹君臣之义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局面，因此，对孔教会的宣传内容要有所改变：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令人不以君臣道息而疑孔教之不可行。随着对西方的信仰体系和现代科学发展了解的增多，他对于教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渐扩展和具体化的过程。[19]不待言，张之洞所谓的宗教指的是宗奉的道理，与西文之religion差距颇大。（乙）破坏五族之共和。

即使是努力要把儒家转变为一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康有为也认为这样的翻译很不准确。礼教之外，别无立一教会号召天下者。……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君者臣之合。

少有才学，年仅十八就因为能诵诗属书闻名于郡中，对诸子百家之学也颇为精通，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就使儒学具有包容性。他吸收阴阳家的思想观点，把阴阳学说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为其思想构建哲学基础。[26]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页。

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孔子将这种认识论应用于他的思想学术研究工作，作为处理不同文化冲突的原则，形成了他的文化观。

正如有学人所说：真正发挥作用改造了汉政的，是儒生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那一批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引用和发挥着黄老思想。[16]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本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页。先秦儒学的几位大师如孟子、荀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充分，他们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学者，成为儒学在汉初进行思想整合，确立独尊地位的深层原因。

[28]韩婴：《韩待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孔子在这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观点：事物的同一是基于多样性的同一。他说，政治经验告诉人们，君离不开民，安危取决于民，存亡取决于民，成败取决于民，力量来自于民。他认为阴阳之道是天地运行的常道，天地之常，一阴一阳[34]。

[12]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道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页。[31]廉直者可以弗顾弟兄，以法度之[32]，因此这种带有法家精神的廉直对为民伸张正义，是不可少的。

所以，儒者们就必须面对现实，应对社会实际问题。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与儒家经学有密切的关系。

儒学的复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许多儒者为儒家学术思想的完善和发展而努力，他们摆脱外在政治势力的限制和迫害，为研究和发展儒学做了大量实际工作。通过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汉初思想的整合，并不是简单的综合、合流，而是重组、融合、提升。后来，整合一词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借用，来说明社会发展或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种种不同思想观念(如价值观等)的融通和合现象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也，三年有成。对策又说：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

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一方面又可以看作一种从量变到部分质变到质变（新体系的建立）的‘飞跃。

[23] 他对社会现实有深沉的感受，在批判和反思秦王朝有为之过的同时，也对现实抱着批判态度，批评无为苟简的黄老政治，这说明他是思想比陆贾深化了一步。引起了各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在。

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引用和发挥着黄老思想。三、汉初儒学思想整合的内在学术动因第一，儒学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使儒学具有包容性，能够兼收并蓄。

[②]班固：《汉书·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45页。但经过郦食其、陆贾、叔孙通在政治实践中的努力，经过陆贾、贾谊与韩婴在理论上的继承综合，儒学不断地发展壮大。[41]这也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并没有解释董仲舒何以会有这种矛盾。陆贾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

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就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短命情形下进行的，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就显得分外热切，也表现了统治者在上升阶段的进取精神。在这一文化观的指导下，孔子在处理社会关系上强调君子群而不党（《论语·为政》），周而不比（《论语·卫灵公》），泰而不骄（《论语·子路》）。

[27]他提出要吸取秦不讲礼义，天下大乱导致败亡的教训，强调礼义对治理国家的至关重要意义。孔子与学生很少谈抽象的形上学问题，讨论的大都是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

美政就是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儒学的复兴有一个艰难的过程。

儒经被看成是古代圣人的精心制作，是安身立命、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的大经大法。他认为只有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刑乎下，如是百姓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29]，才能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18]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怀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页。[34]《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道德说教为其主要基调，但也有一些趣闻轶事，缺乏明显的道德意义。[30]这里，把礼比作辔衔，刑比作鞭策。

[35]《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董仲舒认为五德的系统太过于庞杂，于是根据这套循环相替的理论又提出了黑统、赤统、白统三统循环相胜的理论，认为三统循环是天意的显示，每个朝代的新统治者受天命为王，都必须按照在三统中循环的位置，相应地确定和改变正朔、服色等等。

汉初儒学的复兴是有深厚的学术文化基础的，《五经》师承有自己的传授系统，在社会上根基深厚，这是超过其他学派的。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15]的为治理想，这显然是受了道家的影响，与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有一致之处，但主体上还是儒家思想。